本报记者 张 璁 倪 弋 11月6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公益诉讼法》正式表决通过，这是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中，写入了一句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表述：“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 12年间，从13个省(区、市)局部试点到制度入法全面推开，从分散在单行法里的检察公益诉讼条款到一部系统完备的专门法律——这不仅是一部法律的诞生，更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公益保护领域的生动实践和原创性成果。 当年文件中的一个提法，如何“长成”一部法律？ 这个答案里藏着思想的伟力，藏着为民的情怀，藏着源自中国文化土壤的治理智慧，也藏着丰富人类法治文明的制度贡献。 破解世界性难题的原创性成果 位于珠江上游的万峰湖上，越冬候鸟成群，不时掠过万顷碧波。 7年之后再来到这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厅检察官刘家璞有了惊喜发现——消失多年的“水中大熊猫”桃花水母，又回来了! “该流域地跨黔、滇、桂三省区，一度‘九龙治水’、各管一段，污染问题多年难解。”刘家璞介绍，2019年最高检首次直接立案办理公益诉讼案——万峰湖专案，整合四级检察机关力量，着力破除体制性、机制性、保障性障碍，守护一湖碧水。 在现实生活中，类似问题被称为“公地悲剧”。对一些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造成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侵害等的案件，由于与公民、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其无法提起公益诉讼。 如何破解这一世界性难题？检察公益诉讼制度探索从一开始就承载法治使命。 制度探索之初，习近平总书记寄予厚望：“由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有利于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完善行政诉讼制度，也有利于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检察公益诉讼实现了从无到有、从萌芽到发展的跨越—— 2015年至2017年，两次主持召开中央深改组会议，先后审议通过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改革试点方案、试点情况和下一步工作建议的报告； 2018年，主持召开中央深改委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设立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厅的方案； 2020年，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继续完善公益诉讼制度，有效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党的二十大、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均对公益诉讼工作作出部署。 壹引其纲，万目皆张。 一张时间表见证发展足迹：从201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试点，到2017年全面实施，再到2026年专门立法出台——从顶层设计到立法落地，党的主张转化为国家意志，凝聚起全社会公益保护的共识。 一组成果展现制度合力：专门立法前，已有26部现行法律规定公益诉讼条款；30个省级人大常委会出台加强检察公益诉讼的专项决定；27个省级党委、政府出台支持检察公益诉讼的意见……通过深度嵌入国家治理体系，整合和激活了制度力量。 立足诉讼，又超越诉讼。 放眼世界，囿于政治制度，无论是普通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基本没有体系化的检察行政公益诉讼探索。 然而，12年间中国检察机关办理公益诉讼案件135万余件，90%以上是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其中约95%实现公益损害在审前解决，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道路。 “从‘要我改’到‘我要改’，从‘对簿公堂’到‘相向而行’，检察公益诉讼从协同共治中生长出来，在法治框架下实现公共利益有效保护。”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副院长曹鎏说，这套机制之所以行得通，根源在于党的领导下的制度优势——各方不为各自利益而争，而是同为公共利益而谋。 这一原创成果也为“公地悲剧”难题提供了新解法：由专门国家机关作为公共利益代表，以法治方式撬动行政监管、推动治理，把公益保护深度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宏大格局中。 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检察公益诉讼从天下为公、和合无讼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汲取营养、择善而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赋予中华法治文明新的时代内涵。 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的制度探索 “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求。 去年，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检察院检察官汤秋静发现一条线索：当地发生多起涉演唱会门票电诈案，背后竟是电信业务经营者违法转租码号。 作为新类型公益诉讼案件，该案层报最高检后，滨江区检察院提起全国首例涉码号资源反电信网络诈骗民事公益诉讼，最终杭州互联网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公益损害赔偿金共计50万元。 汤秋静回忆，办案之初问自己的第一个问题不是“这案子怎么诉”，而是“这种事，我们到底能不能管”。看到这次专门立法，把“反电信网络诈骗”明确列入公益诉讼范围，她心里底气更足了。 每一次发问，都是在给制度划边界；每一次作答，都是在给制度增内容。 试点之初，检察公益诉讼的明确授权范围只有4个领域，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决定留了“口子”，这意味着留出了探索空间。 比如，数字空